1989年卡拉扬仙逝，柏林爱乐向“神秘的完美主义者”卡洛斯-克莱伯发出邀请，但是遭到了拒绝，于是选举出另一位妥协式的人物克劳迪奥-阿巴多，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许多年过去了，乐团的克莱伯情结仿佛仍然没有消退。2013年柏林爱乐的十余位乐手在国家大剧院参演马泽尔的《无词指环》，长笛首席AndreasBlau当被问道你们希望谁接替卷毛时，他说：卡洛斯-克莱伯。

　　神秘的完美主义者，在今天的指挥台上几乎绝迹，但这个标签似乎只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据说他有自闭倾向，不爱坐飞机，不爱接受采访，却对音乐却怀有痴迷的完美主义热忱，一位罕见的世外高人，拥有着叵测的音乐实力，就像FIFA游戏里的无脸妖星。就在刚刚，柏林爱乐宣布这位1972年出生的俄罗斯人指挥家被任命为乐团新的音乐总监。

　　我记得仅仅两年前，国内某位业界大鳄还把他和利物浦的瓦西里错当成是一个人，但现在基里却成为了柏林的新舵手。未来乐团似乎要下相当功夫，向全世界观众宣传这位新总监，特别是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演出市场中，并且不时要面临音乐会取消的窘境。就在去年，他取消了纪念慕尼黑前辈大佬理查施特劳斯诞辰纪念演出，12月又因为诡异的个人原因，临阵退出了与柏林的马勒第六，这让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他将淡出乐团总监的候选行列。但现在，柏林爱乐的与众不同彰显得淋漓尽致。

　　尽管在慕尼黑，彼特连科拥有了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GMD的头衔，但对于相当多人而言，这依然是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但在德国本土，其声望甚至不亚于克里斯蒂安-蒂勒曼，2002年他30岁时在迈宁根歌剧院的《指环》轰动了全德，奠定了其杰出瓦格纳诠释者的身份，直到2013年他在蒂勒曼连续五年极为成功演绎后，在拜罗伊特新版《指环》中奉献了耀眼的表现，他从瓦格纳的乐谱中榨取了鬼魅多变的音响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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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彼特连科与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在巴黎的演出的《玫瑰骑士》中，确有克莱伯精灵般的影子。在里昂歌剧院，他能让法国乐队在《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发出晦暗幽深的音响。在柏林喜歌剧院时，他能让低级别乐团演奏出惊心动魄的马勒和优雅的贝多芬。而他上一次在柏林的斯克里亚宾宛如魔术，未来我们或许有机会期待这位神秘的俄国作曲家在柏林复兴。

　　好了，柏林爱乐旷日持久的选战终于结束了。柏林人有自己的逻辑，西蒙爵士过度的公关曝光率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作为音乐总监的神秘感，而他在艺术上的局限加速了柏林爱乐作为一支超精英乐团的平庸化。乐团或许清楚，他们必须在一位真正的灵魂人物带领下才能继续前行，而这无疑是他们历史上最大胆的选择，甚至不惜将一切实用主义、商业主义、生存主义元素排除在外。

　　作为这个上独一无二的管弦乐演奏团体，他是那么的特殊，此刻他放弃了哪怕具有一丝折中气息的方案，挑选了蕴含无穷风险和机遇的人物。但无论如何，乐团誓死要在艺术至上的道路上寻求突破，改变其技高一筹，却日渐平庸的现状。在管弦乐团追求艺术完美愈发成为笑话的年代，当管弦乐艺术的精髓在不断被蚕食和异化的今天，柏林选择了一位非凡的人物，如常所愿地得到了一位小克莱伯式的艺术家。

　　请相信柏林爱乐的选择吧，他和他的新旗手所具有的是一种与众不同品质，在文化多元甚嚣尘上，古典音乐的边际效应递减的本世纪，古典音乐人（机构）要么选择顺应时代，自我妥协，要么不为所动，独树一帜。

　　事实告诉我们斯诺登事件，柏林爱乐选择了后者。